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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X部机关“组工笔谈”点评兼论机关文字(范文推荐)

文章来源:网友投稿 时间:2022-07-26 16:25:02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2年度X部机关“组工笔谈”点评兼论机关文字(范文推荐),供大家参考。

2022年度X部机关“组工笔谈”点评兼论机关文字(范文推荐)

X部机关“组工笔谈”点评兼论机关文字

 

这次笔谈我给大家提的要求是:“以关于组织工作的一个小想法为主题,写一篇文章,内容不限,体裁不拘,字数不定,标题自拟,观点要独到,行文注意节奏,语言要有活力。”目的是不给大家任何限制,充分展示年轻人的生机和活力、理念和思想、能力和才华。

古人云,水无定形,文无定法。文章的写法五花八门、莫衷一是,好文章的标准更是见仁见智。根据大家文章给我的启发,结合我自己的思考,我认为写文章第一位的是选题,选题选得好,文章成功了一半,第二位是观点,有了自己的观点文章就能立起来,成功了一大半,好的逻辑、修辞和语言则是锦上添花。萧三在上个世纪40年代曾评论毛泽东道:“他的报告、演说、讲话,是那样明白、浅显、通俗、动人,富于幽默、妙趣横生,而又那样意味深长、涵义深刻、左右逢源、矢无虚发。他的说话常是形象亲切、有血有肉的。在同一个会场里,工人、农民、兵士、老太婆们听了他的讲话不以为深;
大学教授、文人、学士听了不以为浅。”我很认可这个标准。

下面,我从三个方面作个发言,希望能够给大家一点启发。

一“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1、机关文字的本质就是为领导和机关服务。机关文字有多种体裁,用途也很广泛,但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为领导和机关工作服务的。因此,撰写机关公文,必须提高站位,做到身为兵位,心为帅谋。要符合领导的地位、身份和站位,把握领导的意图和思想,体现领导的风格和习惯。每位领导的风格是不一样的,有的喜欢实在一点的,有的喜欢华美一点的,有的喜欢有点新意的,有的则没有出处的话不讲,有的喜欢在写之前先讲自己的观点,有的则什么都不说。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我们写的材料要得到领导的认可,就必须很好地适应领导的需求和风格。另一方面,站在领导的角度,还必须要考虑到领导的受众,文稿要有针对性。要把握受众的特点,了解受众的期待,引起受众的共鸣。《岳阳楼记》里有两句话很适合为领导写材料的定位,即:“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两种角色都要有,写稿子的人首先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来思考。另一方面,一旦站在了领导的定位,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要思考领导的讲话对象的特点。

2、机关文字要注意参与性和互动性。近几年来,机关文字工作环境和工作特点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最重要的特点和趋势就是强调参与性、互动性。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互联网、自媒体、融媒体无处不在,前所未有地作用着生活工作的每一个角落。文字参与非常广泛,人人都是写手,个个都是读者,对文章提出了简明性、互动性、独到性、及时性等要求。各类广播、电视节目和活动都特别强调激发受众的参与和互动。这次70周年大庆活动也很突出广泛的参与性,游行、联欢都是各界群众的代表,包括快递小哥、广场舞大妈等,没有专业的演出人员。机关文字工作也是这个趋势,突出参与性与互动性。总书记2019年新春贺词,方方面面都点到之后,特意强调,“我注意到,今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大多已经退休,大批‘00后’进入高校校园。1亿多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行动正在继续,1300万人在城镇找到了工作,解决棚户区问题的住房开工了580万套,新市民有了温暖的家”,“这个时候,快递小哥、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以及千千万万的劳动者,还在辛勤工作,我们要感谢这些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大家辛苦了。”这让很多人都有了参与感和存在感,有了获得感,引起了广泛的共鸣。机关文字工作要适应这个新的新特点和要求,这是趋势。

3、机关文字的底色是鲜明的政治性。和其它文字不不一样,机关文字的背景和底色是极其鲜明的政治性。一定要准确、严谨、规范。写法上可以活一点,但一定要边界和底线,发出的信息一定要准确无误,不能产生歧义和误导,不能打擦边球。

4、机关文字工作文风问题不可轻视。我党历来重视文字工作,重视文风建设。毛主席在1937年8月的《矛盾论》一文中,就开始了对党八股的批评,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国工人>发刊词》、《整顿党的作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中,都对文风和语言问题作了论述。1951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习近平总书记对文风也非常重视,他强调:“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起带头作用。文风问题上下都有,但文风改不改,领导是关键。”“只有自己的境界高了,没有私心杂念,才能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讲出的话、写出的文章人们才愿意听、愿意看。”可见中央领导历来对文风非常重视。当前一些新的文字套路值得重视,网络上一些这个模式那个模块就是新八股的体现,写的人难受,看的人讨厌。形式成了套路就是新的八股。

5、机关干部要练好文字基本功。对机关干部来说,坐下来能写,站起来能说,是基本的素质。文字不仅仅是笔头子功夫,实际上写文章要求你站在领导或单位的角度,全面掌握情况、深入分析情况、针对性地提出工作思路和措施,对干部素质是全面的检验,确实很能锻炼人,不单单是个笔头硬不硬的问题。现在机关干部写文章的机会非常多,领导要求也高。文字功夫过了关,到哪个岗位都好用,大家都欢迎。文字功夫好的干部成了机关非常稀缺的资源。

二、“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之众”

写好文章的关键是什么?我认为,说一千道一万,写文章最关键的还是要写出新意,表达出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因此,动笔之前,一定要把观点想清楚,想清楚了才能写得清楚,没有想清楚就不可能写得清楚。国务院研究中心原主任王梦奎说:“我常记着鲁迅的忠告:写不出来的时候不要硬写。憋不出来,硬着头皮作文章,是件艰苦的事。如果想清楚了,有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写起来就轻松些,甚至成为一种愉快的劳作。”“好的稿子都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想出来的。动笔之前,先把观点想好,把框架想好,把思路想好,文章就完成了一大半。”因此文章一定要有思想,有自己的新思想。

1、新观点从何而来?我的看法是,新观点从问题而来,解决了思想上或工作上的问题,你独到的观点就出来了。什么是问题?现在倒是成了个问题。总书记在这几年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强调了问题导向,阐述了如何重视问题、直面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我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强调问题导向。二是强调要有问题意识。三是肯定问题存在的普遍性,正视问题的存在。四明确提出从解决问题入手来提高工作质量。

全面学习贯彻总书记的问题观,一定要避免一个误区,这个误区就是把问题等同于错误。一说到问题,很多人的本能反应可能就是错误、缺点和不足,其实不是这样的,问题和错误是两个完全的概念,问题的含义比错误要广泛得多,我认为,问题至少应该包括六个方面的含义:

(1)上级政策如何落实的问题。最近出台的《农村工作条例》对农村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这是中央对农村新形势作出判断后作出的重大决策。如,在组织领导方面:“实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乡抓落实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县委书记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农村工作上。”“健全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考核机制,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是本地区乡村振兴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上级多次要求关心和重视基层,这个要求如何落实。现在对基层不能说不重视,中央、省、市、县四级一起抓乡镇,再加上乡镇五级一起抓村、社区,效果却不太好。基层干部说,以前是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现在是下面一颗钉上面千把锤,压力反而更大了。工作重心和力量如何下沉,资源、财权事权如何下移,权力和责任如何对等,管理的层级和幅度如何体现,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再如,乡镇允许设科级非领导职务,将来会不会产生乡镇超编问题,如何做到既要关心乡镇干部,又要保证乡镇公务员的一池活水,保持乡镇干部队伍的弹性和活力,应该提前预判。

(2)事物出现了新情况的问题。如农村近年来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农村人口大量的进城,以前说农村是386199部队,现在这个部队可能都是残缺不全的,小孩进城读书,母亲照顾,老人也进城和孩子一起,平时在农村就看不到几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一般地去谈农村后备干部培养、党员教育培训、发展党员、正常组织生活、远程教育,效果不一定好。

(3)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新要求问题。如,职务职级并行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各种情况非常复杂。各层级的职级,应该给谁,兼还是不兼,哪些人兼。兼可能缓解不了职务紧张状况,不兼的话如何合理安排和调动纯职级干部的积极性。各单位情况千差万别,如何做到既相对一致,又体现各自的差异性,难度不小。

(4)工作理念、方式方法、手段措施不适应新情况的问题。随着人工智能、5G时代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网络化、立体化、多中心甚至无中心、即时化、精准化的联系方式的普及,网上可能是群众工作的主要阵地,如何开展网上的群众工,如何做好组织工作,需要好好研究。

(5)工作中的难点问题。如,理论学习和信念信仰的关系问题,理论是如何转化为信念信仰的,信念信仰形成的认识机制和心理机制是什么,要研究清楚,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如何解决党建工作和中心工作“两张皮”问题。总书记指出:“一些地方和部门党建工作还存在重形式轻内容、重过程轻结果、重数量轻质量的问题,看起来热热闹闹,实际效果却不佳,甚至与中心工作‘两张皮’、没有什么效果。”我认为,要解决“两张皮”问题:

第一,要搞清党建工作有哪些作用。党建工作是为业务工作提供保障作用的,保障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政治方向、政治立场的保障;
二是工作作风保障。一定要明确,党建工作一定是有用的,而且是大作用。有人认为党建工作是政治问题,是虚功,对业务工作没有实际作用,这种观点是不对的。它对中心工作、日常工作、关键工作的保障作用是实实在在的,关键是要把它发挥出来。

第二,提高党的意识,做到同步统筹。仅仅讲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同步还不够,必须做到同步统筹,也就是在谋划、部署、考核中要把党建工作和业务完全揉合到一起,在谋划业务工作时就要考虑党建工作对业务工作能发挥哪些作用,在部署工作时就要安排好党建工作如何保障业务工作,在考核工作时就要清楚地考核党建工作的保障效果。要切实解决好一些人党的意识不强的问题,平时在党建工作会上说得多,一到了业务工作会就忘得一干二净,既不强调,也不部署。要把每个领导的一岗双责落到实处。

第三,要扭住干部的作风问题不放,通过干部的作风要看党建工作的成效。

第四,解决党建工作本身不强的问题。要探索切实管用的形式,不能一谈到党建工作就是开会学习,就是各种宣传栏、口号,就是读书笔记,就是各种做好事活动。要更多地探讨怎么融入中心工作、关键工作和日常工作,怎么更好更大地发挥作用。

(6)工作出现的失误或错误问题。失败是成功之母,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也是创新的源泉。

2、如何进行有效的创新?

(1)从熟悉的东西入手,推陈出新。创新都是要有基础的,不可能是空中楼阁。新旧是相对的,要出新必须先了解和熟悉旧。比如,我们的干部工作、党建工作、人才工作,要想提出新观点,你必须先了解这一块工作的历史、现状、重点、难点,只有把这些了解清楚了,才能真正提出新的有生命力的新观点。如果不了解问题的历史、现状、重点、难点和趋势,提出的所谓新观点,要么就是没有生命力的,要不就是拾别人的的牙慧。

(2)见微知著敏锐发现问题。要有敏锐性,我2012年左右在部机关有个演讲《我们已经出发得太久,以致于忘了为什么而出发》,当时只是在报刊上有一点点这样的声音,我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专门写了篇文章,现在看来这个立意还是比较前卫的。这次笔谈有两篇文章谈到了工作质量问题,比较敏锐,我感觉未来几年一定会把提高组织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摆在很重要的位置,切实解决工作不讲效率、不讲效益、质量不高的问题。与此相关,真正的工作绩效评估不久的将来也会很重要。

(3)从不同视角看待问题。同一个问题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就会有新的发现,正如苏轼说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两年读《红色家书》的体会文章非常多,有一篇很有特色,它选取的角度与众不同,选的是母爱,题目是《比母爱更无私更博大更深情的爱》。《红色家书》中有三位女烈士,毛泽建、赵云霄、赵一曼,也是三位母亲,都有孩子。都说母爱是最伟大最无私的爱,然而他们能毅然放下幼小的孩子不管,大义凛然走向刑场,这种爱真是惊天地泣鬼神,感天动地。这篇文章角度很好,很有真情实感,很感人。

(4)借鉴他山之石分析问题。很多不同领域的理论是相通的,能够互相启发、相互借鉴。比如,心理学的需求理论、期望理论、潜意识理论解释如何激励人的欲望和需求问题等;
管理学的过程管理论、黑箱理论解释干部管理问题;
供给侧理论解释理论学习的区分度和针对性、有效性问题;
经济学的稀缺理论解释职位空缺问题、解释最难听的话都是说给家人的问题。稀缺性理论教育我们要区分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要看重重要的,而不是看重稀缺的。

(5)善于研究问题。组工干部要善于研究问题,要研究式地开展工作,特别是对一些基本问题和重要问题开展研究。如关于人岗相适问题。分析研判干部的专业、经历、个性都不是很难的事,但分析清楚他的潜力,看他适合在哪个层级工作就比较难。有的干部就是适应在基层工作,有的干部就适合在层级高一点的宏观部门工作,这个岗位干得好的,不见得适合提拔到上一层级的岗位。真正按照人岗相适理论,干得好的可以接着干,但不见得适合提拔,干得不好的,研判分析他适应更高层级的工作,也可以提拔。

如对人的研究是最基本最基础的,非常重要而又特别的不够。可能是对“要琢磨事,不要琢磨人”的误解,琢磨人成了一个负面的东西。不要琢磨人是说不要去一心琢磨领导的意图和心理,而要把心思和精力花在工作上。实际上,干部工作、党建工作、人才工作都离不开对人的深入细致的研究,人是非常鲜活的、多侧面的、多变的,对人研究不够,就很难适应组织工作的要求。

(6)善于抓住问题的本质,学会用一句话来表达观点。不管多么复杂的事情,习惯用一句话清楚地表达出来。这既是对语言表达能力的训练,更是对分析概括能力的训练,个人体会是好处多多,受益无穷。毛主席是一句话表达观点的高手,据胡耀邦同志回忆,在延安,毛泽东曾问过他,什么叫军事,胡耀邦讲了很多,毛泽东就说:“没有那么复杂,军事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毛泽东又问,什么叫政治,胡耀邦又说了很多,毛泽东说:“没有这么复杂,政治就是把支持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晚年孩子们问邓小平长征是怎么过来的,他回答:“跟着走”。问他在太行山时期做了什么事,回答:“吃苦”。问他和刘伯承二野的历史,回答:“合格”。毛泽东问他下放在江西干了什么,回答:“等待”。外宾问他第三次被打倒的感受,回答:“忍耐”。

3、如何确保创新持续不断?

人在年轻的时候做到思考和创新并不是很难,这是年轻人的特点和优势,但要一直保持和发扬这个特点,保持创新的持续性就不那么容易。我的理解:

(1)善于学习,不断提高学习力。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有选择地进行学习,有所学有所不学,里面大有学问。多年前我就和信息员讲过“如何提高学习力”的课,要有选择地进行学习,要提高思考的能力,要提高运用知识的能力,要着重学习理念和方法,要及时接受最前沿的知识和思维,特别要掌握好哲学的理念、范畴和方法,哲学永远不过时,学好哲学终生受益。我建议大家重点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选集》,推荐学习李瑞环的《学哲学用哲学》、我硕士导师唐元棣先生的《哲学—使人聪明的学问》等。

(2)养成深度思考、寻找规律的思维习惯。有人说现在不是知识为王的时代,而是思考为王的时代,知识不是力量,思考才是力量。爱因斯坦说:“大学教育的价值不在于记住很多事实,而是训练大脑会思考”,钱颖一说:“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是,把教育等同于知识。”毛泽东《论持久战》对抗日战争结果和三个阶段的分析,国民党印发团以上军官,人手一册,就是因为找到了抗日战争的规律。我们做组织工作也要找到组织工作的规律,干部工作、党建工作、人才工作都会有自己的客观规律,我们一定要找到他,尊重它,按规律行事,就会事半功倍,轻松自然。否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东一榔头西一棒,忙忙碌碌,事倍功半。年轻干部培养选拔也是这样,要找到成长的规律、常态化,按干部成长规律办事,不能搞一阵停一阵、运动式的,这样不利于干部成长,对有的干部也不公平,也不利于党的事业。

(3)知行合一,注重实践。写文章是笔头功夫,但功夫在诗外,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朱熹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理论创新的根本源头是实践。年轻人要想做事,要敢于做事。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担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做事一定要有立足长远的战略眼光和舍我其谁的使命感。珍惜和用好组织部这个难得的宝贵平台,小平台也能办大事。做一些的有战略意义和社会全局的事。顺着趋势做事,尊重规律做事。省委组织部是中观层面,在中观层面做事,眼光要远一点,不能近视。如省直机关公务员遴选就是一件很有意义有利于长远的事,省直机关科级干部只能考录或遴选,不能直接调入,它的意义在于为平民百姓子弟打开了一条晋升的通道,阶层有流动的通道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底层有奔头,社会机制就会稳定。历史上的元朝是疆土是最大的,但只有90年而终,在大的朝代里属命是最短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知识分子没有地位和晋升的通道,立国时元朝50年不开科取仕,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这次香港问题原因很复杂,外国插手很厉害,他们利用了香港老百姓对住房贵、贫富分化悬殊、青年人没有上升通道等情绪,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三、“言而无文,行之不远”

机关文稿有了思考、思想和创新,是不是逻辑和修辞就无所谓呢?是不是只要把事情说清楚就行了呢?我认为不是的,修辞和文采还是很重要的。

从效用的角度看,文章必须兼顾内容与形式。不同的对象要用不同的形式,针对性强了效果就很好。如果是千人一面,千篇一律,效果肯定就好不到那里去。

再一个,受众对文章美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美的追求是人的天性,对文章美的追求是人的天性的一部分。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没有对美的追求的地位,这是不对的。对美的需要和追求,不但在饱暖之后,而是贯穿在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交往、自我实现各个层次之中。汉字是音、形、义相统一的文字,汉字有形、色和质地感,语言本身有韵律和节奏的美感,所以对修辞的追求,对文字美的追求是中国人的天性。

1、主题和大小标题的提练。

一是思想的提炼。以人人耳熟能详的老三篇为例。加拿大人白求恩受共产国际的指派,到中国来帮助共产党,做了大量工作,1939年手术中不幸感染去世。得知情况后,毛泽东对白求恩的思想和行为进行了提炼,概括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并要求做“四种人”。在《纪念白求恩》中写道,“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愚公移山》是1945年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闭幕式的讲话。毛主席从古代寓言“愚公移山”讲起,引申到“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中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

1944年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因碳窑崩塌而牺牲,毛主席亲自参加追悼会并致悼词《为人民服务》,他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这就提升了对人的价值的认识。

二是主题的提炼。主题提练得好能让人眼前一亮,终生不忘。总书记把对好干部的要求概括为“忠诚、干净、担当”,对房产市场要求概括为“房住不炒”,对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关系概括为“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脱贫攻坚概括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曾庆红对干部标准概括为“有本事,靠得住”,对组工干部关心概括为“三个留人”(事业留人、感情留人、适当的待遇留人),对“三讲”活动目标概括为“干部受教育,群众得实惠”。陈云把自己的思维方式概括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前些年我们部里把组工能力建设和组工文化建设概括为“两项建设”等。

三是标题的提炼。标题非常重要,标题是文章的眼睛。熟话说,题好文一半。胡乔木说:“向群众宣传、发表文章,标题就很重要。毛主席多次批评人民日报不讲究标题。任何文章都要讲究标题,好文章没有好标题不行。”如毛泽东文章的标题,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反对党八股》、《论持久战》、《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别了,司徒雷登》、《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等都很有特色,吸引人。

2、开头、结尾和行文。古人写文章讲究起、承、转、合。文章开头、中间和结束就像“凤头、猪肚、豹尾”。胡乔木说:“写文章要把结果放在最前面,把压轴戏放在前面,不像写小说,也不像演戏,我们是办事情,要开门见山。还有,末了的结论还要收得好。总之,标题、文章的开头,每一段的开头都很重要。”

一是开头要抢眼。有人说,起句如爆竹。毛主席文章的开头,因文制宜,变化繁多,无论怎样开头,都很抢眼,能够抓住读者的心。如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这是《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篇文章,开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微,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改造我们的学习》开篇第一句:“我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

二是行文要把握节奏。要注意文章的节奏,文章如山不喜平,似起伏的音乐,似凹凸有致的人体。要有述事说理,这是平的地方;
要有气势,这是高的地方;
要有设问,这是停顿的地方。不能连续一口气几个要怎么样,这样气势是有,如果是政论文人家觉得是强词夺理;
如果是讲话稿,领导读起来就会上气不接下气,会累死。但如果一直都是平平淡淡的说理,会让人昏昏欲睡,提不起精神。如果领导讲话稿20页,最好2页左右就要出一次彩,或者有新观点,或者有新的材料,或者有新的概括,有让人打起精神的的地方,一篇文章下来没有几个出彩的地方,也就是没有几个小高潮,这个文章就不成功。

三是结尾要收得住。俗话说编筐编篓,难在收口。古人有结句如撞钟之说。文章的结尾是全文的收束,是文章的最后一步,也非常关键,具有归纳、总结和深化文章思想内容的重要功能。毛主席在《实践论》中结尾:“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和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同一观。”这是全收的总结性结尾,和前文有呼应。还有一种结尾是撞钟式的、留有余味的、韵味悠长的。

3、行文要讲究逻辑。

一是用好概念判断推理。机关文字尤其要做到概念要十分明晰,不能含糊、边界不清,推理要合乎规则。如,网上流传的台湾专家关于四川涪陵榨菜(大前提是中国人是一定要吃涪陵榨菜的)和五粮液酒(大前提是五粮液是用来消愁的)股价的分析,从逻辑上看,是大前提错误。

二是观点的层级要相匹配。同一层级标题的内容应该在一个层次上,不能有的大,有的小,如组织部长会议讲话,不管标题怎么取,一般就是提高认识、干部工作、党建工作、人才工作、自身建设这几块,他们都在同一个层级上,偶尔也有例外,如去年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总书记的讲话加了年轻干部培养这一块,为了突出这一方面的工作也是可以的。不同层级的内容放到同一层级的标题上在逻辑上会引起混乱。

三是摆事实,讲道理,不能强词夺理。尽量少用或不用“要”字,“要”字太生硬、太霸蛮,有点不讲道理的味道。作为言论文章用一些“要”字是可以的,但在领导讲话中还是要多讲讲道理,以理服人,光以气势逼人是不行的,否则是口服心不服。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全文1300字左右,无疑是要宣传马克思特别是他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两大发现,让人们学习他、接受他、继承他,但全文没有一个“要”字,这就是讲道理。文章说情说理,娓娓道来,让人心悦诚服。

4、活用各种修辞手法。要用活比喻、设问、设问、反问、排比、拟人、对比、反复、反语等多种修辞手法。胡乔木说:“如果一篇文章较长,没有点问号和感叹号,就会枯燥一些,感情的变化不大,就不大生动。”他说:“文章要有些情绪,如正面反面对照,引用两句古话,增加些色彩,格式有些变化,要有些曲折、波澜。让文章生动只有这些方法不够,但注意了这些,就比较会使文章写得生动一些。”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写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这就很形象。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就是排比的运用。毛主席特别善于运用问句,在很多文章中都大量地运用问句。如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运用了单独设问、过渡设问、重叠设问、问答颠倒等修辞艺术。在《质问国民党》中用了27个问句。

5、语言要有活力。如何学习和用好语言,毛主席讲得非常清楚,他在《反对党八股》中说:“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份。我们不是硬搬或滥用外国的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适用的东西。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用的东西。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

在毛主席说的三条的基础上,我再加一条,就是要向党的领袖学习语言。领袖的语言功夫都是十分了得的。总书记说的“最大公约数”,“防止搞‘出发一车子,开会一屋子,发言念稿子’式的调研”等,很多语言都非常出彩。总书记也常用网络语言,2015年新年贺词中说:“我们的各级干部也是蛮拼的”,“我要为我们伟大的人民点赞”,得到了网民的高度认可。

毛主席的金句是特别多的,网上经常有最有魅力的55句话、100句话等等,如,最霸气的一句话: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最有精神的一句话: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大家可能都很熟悉,不知道的是这句话是1917年24岁时写的。

邓小平说的“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不搞争论”,“发展是道理”,“两手抓”,“翻两番”、“一国两制”、“三个面向”,等等。

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中写道:“到那时,中国的面貌将会被我们改造一新。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李瑞环用的一个比喻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我们的一些干部下基层调研就像葫芦掉到水井里,看着是下去了,实际上还是浮在上面的。

6、文章不厌千回改。

一是好文章是改出来的。真正学习写作,要从未定稿、修改稿、过程中来学习领悟。有人说:“公文写作这一行,修改稿子是必修课,如果没有写过百来篇大稿子、熬过几十个不眠之夜,把一篇稿子反反复复修改过很多遍,笔杆子是练不出来的,金刚钻是硬不起来的。”鲁迅说:“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

二是文章修改把关环节不能多。如果执笔者水平还不错,最好就是执笔者直接对领导,不要中间把关环节。如果要把关最多就一个领导把关。把关环节多了,对各层级领导,对写材料的人都不好,会造成许多的无用功,有可能导致大家都不作为,心里都有想法。

三是要绝对重视领导的修改意见。领导可能不是写材料的高手,但绝对是提意见的高手。领导的理论水平高,工作经验和阅历都很丰富,对材料的感觉是非常准确到位的。就比到酒店吃饭,见多识广的老食客绝对是品菜高手,只要菜一进嘴立即就能分出高下。所以对材料讨论会上领导的修改意见一定要高度重视,而且要反复琢磨领导的修改意见,看看领导高明在什么地方。

关于写文章我就讲这么多,拉拉杂杂已经够多的了。实际上,对年轻人来说,对人生来说,要做的事情非常多,写文章是很小的一件事。在组织部这个金色的平台上,青年人应该发挥自己理念新、思维活、点子多、状态好的优势,和老同志形成互补,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和使命,全力投入到伟大的时代和有意义的工作中去,既写好书面的小文章,更要书写好人生的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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